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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日本人写“三国”,曹操奸雄变英雄!原因竟然和二战有关?

时间:2019-05-15 11:31:51        来源:

三国演义》于江户时代传入日本当时国正值明末清初,一批明朝官员前往日本避难,并带去了大量的古代文学典籍。而日本也刚好结束多年的战乱,德川幕府为了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采取锁国政策,只与荷兰、中国(政府)进行少量的进出口贸易。而这长达 260 余年的锁国政策,中日间的交流更加频繁,日本人开始对中国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需求。然而最具影响力的,还是《三国演义》。这得益于一位日本作家的再次创作

《三国演义》刚传入日本时,日本作家大多选择毛宗岗本作为底本进行翻译,对于小说的内容并不会进行过多的修改,以确保更忠实原著。罗贯中版《三国演义》的出现,让更多日本作家意识到,小说的创作不需要一味地遵从于历史,适当的改编反而会增添小说的趣味性。村上知行曾公开反对胡适对于《三国演义》的批判,他对罗贯中所采用的“七分史实,三分虚构”大加赞誉,认为这些改动充满想象力与创作力。

从最初由湖南文山翻译而的《通俗三国志》(1689)到吉川英治创作的《三国志》(1939),期间经历二百余年。如果说,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让日本人知道三国时期,那么,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则让日本人爱上三国时期。吉川英治将自己对三国时代、三国人物和是三国故事的理解与阐释写入《三国志》,以日本人的视角去重新演绎三国时期的故事。吉川英治版《三国志》在中日文学文化对比、日本文学文化研究和日文文学史的研究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与意义。

吉川英治对三国中的重要人物——曹操形象作出重大修改——从“奸雄”华丽变身为“英雄”。吉川英治笔下的曹操是一个眉清目秀的美男子,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一个惜才如命的王者,一个心胸宽阔的诗人。这些人物特征与罗贯中版《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的形象特征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吉川英治承认曹操性格中存在的缺陷,同时,他挖掘出曹操具备的过人之处。

除了曹操之外,吉川英治还对《三国演义》中的另一重要人物——刘备的形象设计,作出突破性改动。《三国演义》中的刘备给我们留下“爱哭、软弱”的印象,而在吉川英治的《三国志》中,刘备则是一个爱骑马、爱自由、嫉恶如仇、聪颖洒脱的一位明君。除了人物形象上的改动,吉川英治还在书中增加了刘备母亲和刘备的恋人——鸿芙蓉,两位女性角色,为这部乱世英雄传增添了一点情趣。

虽然吉川英治笔下的刘备也是英雄,为人质朴、秉性纯良、成熟稳重、风趣幽默。但吉川英治曾公开表示:“曹操比刘备多更为洒脱,乃真英雄。”且不论历史上的曹操是何种形象,单看吉川英治笔下的曹操形象——有野心、善战、懂人心、会用人……,曹操的形象十分丰满,就连其缺点也显得不那么令人反感。而吉川英治最着重描写的三点便是:善战、重人才、有情怀。由此可见,在吉川的眼中曹操是英雄而不是奸雄。

吉川英治将《三国志》的前半部分主角设置为曹操,后半部分为曹操安排了一个同样天才的诸葛亮作为曹操的对手,让故事情节更加有趣。吉川英治认为,诸葛亮的离世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三国时代的结束,所以他果断地将后续部分的故事舍弃,以诸葛亮之死作为《三国志》的完结。这个改动也得到大多数日本人的认同与效仿。

如果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想表达的是“动乱之后终将归于平静”,那么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则是想表达“只有强者的对决才值得被纪念”。罗贯中将刘备设为道德标杆,不惜牺牲刘备应有的刚烈潇洒的历史形象,为的就是在书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同时也倡导“得人心者得天下”的观念。中国经历无数次改朝换代,满身疮痍,每次的战争受害者都是穷苦的老百姓,罗贯中在书中贬低曹操这种好战之人,因为他深信战争只会带来灾难,而和平才是真正的幸福

反观吉川英治的《三国志》,不难发现其对于曹操的喜爱和追捧,而追其原因,吉川自己也表示过,他喜欢曹操作战的风度,喜欢诸葛亮与他斗智斗勇的篇章。日本作为岛国,经常受到台风、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侵扰,比起安稳他们更习惯于动荡他们深信外面的世界更美好,所以才会想尽办法进行领土的扩张,也是因为这些天灾使得日本人有着不同于他国人的“不安感”,这种危机意识已经扎根在日本人的心中,

在吉川的眼中,曹操的每一次讨伐他人并不是一种掠夺,而是一种像诗歌一般的充满魅力的壮举,无论是胜仗还是败仗,吉川都为曹操设计出一种大手笔的态度,让曹操这个人完完全全地跳出道德的枷锁,他是站在一个完全中立的角度欣赏曹操的每一次作战。他认为只有战斗才能有机会活下去,才有可能获得更多更美好的东西。对于日本人而言,他们希望获得安定的生活与辽阔的生存空间,但是地域局限了他们的生存条件,内心中的野性使得他们想到通过掠夺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战争的胜利无疑会带来巨大的收货,而这些收货让尝到甜头的日本人开始重视战争,推崇武力吉川英治的《三国志》恰好在1939-1943年连载出版,正赶上日本二战时期,这已经说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