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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引起的一场风波

时间:2018-11-07 12:03:23        来源: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时年31岁的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担任会议记录,为这一“具有伟大转折意义”会议的亲历者

邓小平的现场追忆引起了风波

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如今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围绕邓小平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1958年11月2日至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到贵州视察指导工作。11月3日下午,他和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等陪同下,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他不停地向随行人员讲述当年情景,对遵义会议在哪间房召开,他坐在什么位置,都记忆犹新。他说:“会议室找对了,我就坐在那个角里。后面原来是蒋家大院,大家都住在那里,现在没有房子了。那个院子结构复杂,是几进的院子。”看到会议室外走廊上檐下柱间和拱券及柱顶用垩土堆塑的各种花卉,他又回忆说:“这个地方原来好像很宽,有一次就在这里摆一张地图,几个人研究怎样往四川走。现在觉得窄了!”随行的记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把邓小平回忆的这些重要史实很快记了下来。对于邓小平这一次遵义之行,1958年11月13日《贵州日报》以《邓小平同志在遵义》为题进行了报道。

殊不知,邓小平的这番话,却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原来,195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部开放、1957年正式开放时,纪念馆的同志不知道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因而遵义会议会址内的辅助陈列室里,没有把邓小平列入会议出席者名单

对于邓小平的现场回忆,陪同参观的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孔宪权当即私下询问杨尚昆。杨尚昆当年以红三军政委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杨答:“回京去查查有关档案资料,再回答你们。”

在邓小平、杨尚昆返京后大约两年的时间里,遵义会议纪念馆曾数次致函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处,询问查阅结果。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请中央档案馆查找遵义会议原始文献,查到了一份“未署名的文件”(20世纪80年代初,这份“未署名的文件”确认是陈云手稿,后收入《陈云文选》第一卷)。这份标题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未署名的文件”在提到遵义会议参加者时说:“当红军占领遵义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政治委员林聂(注:指林彪聂荣臻)、彭杨(注:指彭德怀、杨尚昆)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注:指李富春)及刘参谋长(注:指刘伯承)都参加。”由于该文件中没有提及邓小平,中央档案馆在1959年5月28日的复函中说,“关于参加遵义会议都是哪些人的问题,我们在中央档案中未找到正式可靠的文件”,至于这份未署名的文件,“只能供参考之用”。遵义会议纪念馆按照“未署名文件”的说法,挂出了18张会议出席者照片,没有挂邓小平的照片。

◆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杨尚昆在李井泉等陪同下参观遵义会议会址。

20世纪60年代初,原红二、六军团民运部长李立任贵州省省长,颇为关心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建设。一次,该馆负责人问及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这件事时,李立当即回答:“他(指邓小平)本人都说参加了,还去哪里调查?他本人的谈话,不就是活档案!”

据此,遵义会议纪念馆便在遵义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上,加上了邓小平。1965年,遵义会议会址经大维修后重新开放。纪念馆在会议室的正壁上,挂出了参加遵义会议而且又是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的照片。

1965年11月20日至25日,邓小平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贵州视察。21日上午,又一次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

◆1965年11月21日,邓小平、李富春在遵义会议会议室。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邓小平被诬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随着邓小平政治生涯发生逆转,他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一事又成了问题。遵义的造反派联络到遵义串联的外地学生,到遵义会议纪念馆抄出1959年中央档案馆给遵义纪念馆的复信。在那黑白颠倒的岁月,这一新发现的“罪状”,为批斗邓小平无疑提供了一枚重型炮弹。造反派污蔑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是捞取政治资本”。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打上黑×,他的照片被从陈列室的墙壁上摘掉。

对于造反派批判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这一点,邓小平始终没有承认。1973年,他从江西回到北京,等待中央分配工作。一位老干部孩子去看望他,谈话间提到这件事。邓小平不无感慨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增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这些话无疑是对那些诬陷者和误传谬说的有力回击。

还历史本来面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学界为证实邓小平是否出席了遵义会议,以及与遵义会议有关的一些其他问题,查阅了大量有关的历史档案,还访问了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如杨尚昆、李卓然、陈云、伍修权以及一些重要人物如邓颖超、刘英等。邓小平本人也答复过有关单位的询问。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记载,1982年12月10日,邓小平阅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批示:“遵义会议的细节我也记不清了,‘鸭鸡’应是‘鸭溪’。”“鸭溪”是贵州一个地名。遵义会议后不久,鉴于战争环境瞬息万变,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统一指挥全军军事行动

经过有关部门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众多材料证明邓小平确实参加了遵义会议。这也可算是遵义会议研究的一个收获。198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及其他有关党史资料、书籍中,在介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时,又重新出现了邓小平的名字。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公布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里,出席会议人员名单里加上了邓小平。

除了邓小平本人的回忆,确认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的主要依据是周恩来、杨尚昆的证实。20世纪60年代,杨尚昆曾就邓小平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询问过周恩来,周恩来说邓小平参加了,他还作记录嘛。1984年10月26日晚,杨尚昆在北京饭店宴请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索于1986年出版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时,又重述了周恩来这一段重要的话。杨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我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杨尚昆后来也回忆起遵义会议期间他曾看到邓小平坐在一个角落里忙着记笔记,还记得邓小平当时坐的位置。周恩来、杨尚昆都是遵义会议的重要参加者,他们的证实无疑是最有力的证据。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已无疑义。

那么,如何解释在此问题上曾有的一些争议呢?比如,如何看待邓小平本人的现场追忆?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里为什么没有提到邓小平?如何解释邓小平作记录的稿子没有被找到,等等。多年来,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1958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视察遵义。

关于对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对遵义会议追忆一事的解答,研究者指出: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说那番话时,须知遵义会议的出席者除博古、邓发、凯丰去世外,其余的都在世,都未对邓小平的说法表示异议。

关于对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里没有提到邓小平这一事实的解答,研究者的一种解释是:陈云的提纲里除了没有提到邓小平,也没有提到当时也参加这次会议的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陈云的这个提纲只是为传达会议的主要内容而写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另一种解释是:邓小平当时还不是党内的主要负责人,他只负责会议记录,因而,“根本的原因,恐怕与遵义会议的性质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与会者身份处于不同层次有关。”

关于对一直没有找到邓小平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会议记录这件事的解答,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李卓然回忆,他记得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在作记录。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称:“不管多么重要,这些笔记也像有关遵义会议的几乎所有文字材料一样都丢失了。”杨尚昆晚年回忆说,除了没有找到邓小平的会议记录,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期间的发言提纲也没有被找到。

党史学界在弄清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的同时,也弄清了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的身份。

对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所担任的职务,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存在歧异。有的说他当时的职务是《红星》报主编;有的说他“先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还有的说法是:邓小平开始参与遵义会议工作时的职务即是中央秘书长;还有的回忆者说,邓小平当时担任的是“中央直属队”的秘书长。

邓小平自己说,他不是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秘书长,而是1934年年底就任秘书长的。他回忆,在遵义会议前不久召开的黎平会议期间,他已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因而,在他填写的履历表中,关于遵义会议期间的职务,他一直填的是中央秘书长。据邓颖超回忆,长征开始时,她任党中央秘书长,由于身体不好,1934年底,由邓小平接任此职。这与邓小平本人的说法是吻合的。

◆1958年11月13日,《贵州日报》以《邓小平同志在遵义》为题进行了报道。

对于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时的工作,刘英回忆说:邓小平“在中央当秘书长的时候,管中央首长生活,开会作记录,还要管警卫工作。”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根据现在的回忆推断,秘书长的职责是整理会议记录、整理文件、文件归档、收发信件和起草命令等。”索尔兹伯里的记述与周恩来、杨尚昆回忆邓小平遵义会议期间坐在一边作记录是吻合的。可以说,邓小平是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会议期间他负责会议记录。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也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随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邓小平也随之转换到重要工作岗位上来。遵义会议5个月后,邓小平由中央秘书长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邓小平一直情系遵义。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1984年11月2日,八十高龄的邓小平欣然命笔,应邀为遵义会议纪念馆及遵义红军烈士墓题写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匾额和“红军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晚年他在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交班过程中,多次谈到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