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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秘诀是什么?并非只有“小米加步枪”

时间:2019-01-10 20:43:31        来源:

今天是淮海战役胜利70周年纪念日

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军队进行的战略决战性战役,是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

淮海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防御计划,使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获得解放,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进程

很多人认为,在解放战争中,我军伙食差、穿得破、装备烂,仅凭意志和民心“用小米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蒋军”。

其实,这是不准确的。

淮海战役时期民众动员,并非仅仅依赖于民心所向和简单全民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这实际上是一门高超的“技术活”。

1

解放军只有“小米加步枪”?

1948年末,河南省陈官庄,天寒地冻。

淮海战役进入到了最后阶段杜聿明带领从徐州逃出来的30万人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

解放军阵地上,炊烟慢慢熄灭,香喷喷的馒头蒸熟了,流着油的包子也熟了。为了庆祝元旦,炊事班费心思做出了很多花样,把四菜一汤送到了掩体堑壕里。

几十米外,国民党军阵地上画风突变:

官兵露宿野地、水沟边、土坎下,饥寒交迫;骑兵步兵因为战马早就被杀掉吃光了;为了取暖、做饭,能烧的都被烧光了,后来,连棺材也被挖出来烧了;一夜之间,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第一二二师冻死、饿死三百余人,到处都是死尸。

解放军战士用高音喇叭对着国军阵地喊话:“兄弟们,过来吃馒头吧。”

此时,国军早已断炊,草根、树皮、老鼠昆虫......能吃的东西被“扫荡”得一干二净,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充饥了。于是,饿得眼睛发绿的国军士兵连滚带爬地跑到我军阵地饱餐一顿。

一天之内,千名国军士兵投降

(图为淮海战役总前委合影,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1949年1月6日,我军发起总攻。

战场上充斥着“缴枪不杀”的叫喊声,国军士兵怀抱钢盔,等待着用手中的武器交换馒头。

杜聿明的部队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不但自己丰衣足食,甚至还有大把余粮给俘虏吃。

2

光有“民心”还不够

陈毅一语道出了解放军粮草充足的原因:“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在那66个昼夜战斗中,我军80%的装备和粮草是由88万辆小推车运送的。543万群众奋勇支援前线,每名解放军身后就有9个民工“护航”。这些小推车,能从南京北京排成两行。

(图为淮海战役中支援前线的民众)

如此庞大的运输阵容,不但在解放军历史上、在中国近代史上亦属罕有。

这是怎么组织起来的?

有人说,这是因为共产党人心所向,有群众基础。

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们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老百姓的支持。部队经过豫皖边境时,老百姓逃避一空,几乎连个带路的向导都找不到。这次我当了俘虏,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我想这是解放军取得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

光有“民心”就够了吗?

当然不是。

如果认为我党只是靠精神与意志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就忽视了我党在资源调控方面的超强效能,可谓是大错特错

淮海战役前三个月,陈毅将物资后勤提升到战略高度:

“我们的同志每每只看到缴获了多少枪炮,虏获了多少人马,甚至一些高级干部——旅长师长,一直到纵队司令员,往往拿缴获多少来判断胜利的大小。毛主席讲:缴获多少,这是战役问题战术问题……战略问题最重要的是双方吃饭、屙屎、洗澡和牲口吃草等问题……小米没有了,壮丁没有了,到那时党性再强也要受影响,只能去打游击。”

战争背后的后勤组织工作是一门极其重要的“技术活”,处理不好,很容易陷入困境。

(图为淮海战役中支援解放军作战民兵担架准备出发)

一开始,解放区的农民其实并不乐意支援前线,担心耽误农活,造成家里土地荒芜,来年挨饿。小商贩也不愿意,因为路上伙食要自备,而且无法正常做生意,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有个叫杨家圈的穷村子,出了36头驴,支前时死了7头、病了6头,损失没有得到补偿,严重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生活。

据1948年10月10日的冀鲁豫区党委战勤报告记录:

上期常备担架,濮阳原1300人,完工回去仅40人;南乐原800人,完工回来仅320人;昆吾原250人,完工回来10人。这期常备担架稍好些,茌平县400人,两天跑了175人。

豫皖苏分局总结淮海战役时提到:

“战役初期,干部思想落后于群众,用欺骗办法,自设难关,越解释群众越怀疑,逃亡很多,如五分区担架,先说到扶沟三五天的任务,又说到亭州,又说到永城,每逢一关,逃亡一批,到前方者不及百分之三十。”

3

问题到底出在哪?

对于上述情况,负责战勤工作的干部深入群众开始进行调研,发现问题还真不少。

首先,基层工作不到位。

在有些新解放的地区,负责战勤工作的干部只有一两个人,运输队和担架队处于无人领导的状态。

比如,某县指挥部只有一个人作战勤工作,并且,处于半工作半休养状态,直到病重离开,才添一个动员股长。

其次,工作人员态度粗暴

强制摊派百姓出工激发抵触情绪,正如陈毅总结的一样:有些区、村政府则采用集中管制,控制民力办法,禁止农民、大车、牲口远离家乡,以便随时征用。造成农村间商运停滞,生产减低,群众逃避支差,民众对我们极感不满。

再次,支前民工待遇差。

曾在淮海战役中担任华野后勤部长的刘瑞龙,在日记中谈到了当时的问题:

“民工的供给是最大问题。粮食部署只是提一下,没有固定来源及一定供给计划。

民夫吃不饱饭,且不及时。甚至喝不到开水,睡不妥。

民工衣服是最严重问题,来时天气不太冷,带的棉衣不多,至今没有很好解决,几次都是在缴获中解决。已发棉衣五万五千套,野供在窑湾收一万二千套,大部是单衣,夹片子,半成品,很短,三分之一穿不得。”

病员多,肠胃炎,寒热是冻的。五分区的已病三百多,医药没有解决。

还有,部分基层干部脱离了群众。

象冀鲁豫边边区政府规定:村干、模范、英雄到区、县开会,及民兵集训等均抵出差。这样,基层干部就可以避免出差。还有些基层干部掌握着百姓出差的支配权,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找逃避出工的机会。因此,老百姓对这些徇私的做法深恶痛绝,对支前出差很反感。

4

我党开始“对症下药”

针对前期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我党于是开始“对症下药”。

一方面,整顿和加强基层干部的建设这是解决支前问题的关键!

当时,由于多数战场在农村,相比国民党,我党在这里本身就有较为严密的基层政权体系优势明显。

共产党坚持以党委为核心,以军和政为左膀右臂,建立一元化的基层政权体系,党政军高度融合又互有分工。

每到一地,我党就派出工作团协助县委建立区、乡两级党组织,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后建立村党支部,同时,还建立起自卫队、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团体和协会,把不同年龄、职业、性别人口纳入党组织。

可是,问题在于,很多地区刚刚收复,尚未建立起基层政权,要想动员民众支前,难度较大。

在这些地区,首要任务就是寻找积极分子,参加过支前的、参加武工队打过游击战的、烈属和政治面貌清楚、没有投降或干过坏事的村干部,以及遭受过苦难的一般群众。

另一方面,给予基层干部充足的物质保障,让党政军人员无后顾之忧。

以共产党辖区的县长为例,除了生活与办公津贴外,每月有足量的油、盐、柴、米、烟等物资配给,每年发放衣、袜、鞋、被。194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每个月发给每位县长保健费60至100元,西北保健委员会再给每个县长每月1到1斤半的肉补贴。物资配给能抗衡战时通胀,保证了办公与生活质量。这样,基层干部就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挨家挨户做工作。

只要上级党委一声令下,各级党政部门和人员立即高效动员起来征集粮草、募集新兵、筹备经费、缴纳军用物资和调集民工等任务,通常能足额甚至超额完成。(注:相比之下,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则显得太弱。)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高层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推行新县制改革,试图强化基层政权与组织。但是,受基本理念所限,他们仍强调“融党于政”,即地方党部无权干预政治。因此,不但没取得什么成果,反而还弱化了基层党组织,党部沦为政府和军队的附庸,发挥不出组织力量

国民政府基层政府官员的选拔,强调文化与学历。县长们的薪俸按县别来分级:一等县长最高工资为430 元,最低为340元,二等县长最高为400元,最低为320元……

实际上,这只是纸面规定,大部分县长最多只能拿200多元。在贫穷陕西,一等县长领220元,四等县长只有170元,这个数字还包含生活与办公费用。受战时物价飞涨的冲击,这些官员的工资大大缩水。很多县长的月收入还不如小香烟店老板,甚至不及汽车夫一日之所得。家境不富的县长们不得不考虑挣外快养家糊口,没有多少精力和财力从事党务。

加之,党部作为政和军的附庸,根本没有话语权,说了也白说,忙了也白忙。所以,基层党员缺乏积极性,组织活动基本陷于停顿,深入群众生活发挥影响更无从谈起。

例如,抗战时期,湖南攸县政府有66人,县党部只有13人,拿薪资的党部成员待遇比政府人员低。还是情况不算最差的地方,边穷县份的基层党务之弱更可见一斑

5

不让老百姓吃亏才是硬道理

有了扎实的基层,共产党一连串政策纷纷开始落地生根

首先必须得让群众明白,打这仗,完全就是为了自己!我党以“保饭碗、保卫翻身果实”进行广泛宣传。同时,党的媒体也积极宣传正面典型,时刻给予民众“正能量”。更重要的是,要充分保障民众眼前的利益,不能因为支前吃了亏。

*给予出差民工一定补偿。

1948年9月开始,中原解放区发布了《禁止无偿派差,实行给价包运制度》的公告,公告规定:

“凡前后方部队、政府机构、学校工厂医院、兵站及其他任何机构、任何个人所有搬运武器、弹药机器及一切粮草物资等,概应依照规定运费按工给价,或按件给资。一律禁止无价派赴,禁止只分伙食不结工资之义务运输制度。”

那么到底给多少呢?公告中规定:

“每转送一人行50里,发给运价粮食30斤,如用担架时,按每个伤员加发10斤。……运送军械、弹药等每百斤百里之运费,人力挑运为32斤,驮运23斤,各种车辆为20斤。

*提高民工出差待遇

1948年10月25日,华东支前委员会决定在民工来往的道路旁设立民站,每30里设一小站,60里设一大站,给运输粮食物资的民工提供“茶水与饭食,要支起10-15口大锅、囤积一部分烧柴与面粉,专做民夫吃饭与喝水之用。

宿营站初民夫的吃喝问题外,尚需招待住宿,要支20-30口。“每一站至少要聘请中医一、二人与民夫治病。”

*搞互助生产,让支前民众无后顾之忧。

民众去支援前线,自家土地无人耕种,荒废了怎么办?共产党发动群众订立五保公约,搞互助生产,“把所该出工、民工、军工烈属的户数地亩,都具体的分到以居民组为单位的生产组里”。

此外,后勤部门还要求对群众出的车和牲口,要折工计算,损坏要折价赔偿或给予维修,总之,不让出工具牲口的群众吃亏。针对分配不公的问题,各村开展“民主运动”,干部带头支前,谁出差、谁免差,都由群众评定。

6

引导民众推倒反动派

解决了百姓的后顾之忧,又有党员身先示范,整个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就被动员起来了。

对支前出差,群众热情高涨

“支前不仅不是负担,反增加收入,因此到处修理大车,增加牲口。……过去供给制支差,每辆大车只运600斤者,现能运1400斤至1700斤。过去一天只走四五十里者,今能走八九十里至百里。”

(图为解放战争时期,用小推车运送物资的北方支前大队

这样,老百姓就成了解放军的“后勤部队”,大批的辎重装备粮草被运往前线。

同时,军民之间的感情也愈加深厚。

当时,解放区连年天灾、土地歉收,人民缺衣少食,但是却勒紧了裤带,把粮食供给子弟兵。

他们唱着这样的歌谣“粮食就是命根子,打赢敌人的老本”,“三红”、“三宝”、“三发明”更是让人感动。车上推着大米白面和猪肉送上前线,民工却自己却吃着“三红”——红高粱、红辣椒和红萝卜咸菜。“三宝”就是蓑衣、竹竿、葫芦瓢。蓑衣抗风雪,竹竿趟河流,葫芦瓢盛饭舀水当脸盆。下雨时,民工把蓑衣披在伤员的身上。用喝水的瓢给伤员接大小便。“三发明”指的是担架、担架车、担架篷。靠着它们,我们完成了9.8万伤员的转运任务,挽救了十万个鲜活的生命。

我党是“引导民众办后勤”,没有基层和民众支持的国民党只能“自办后勤”。淮海战役中,国民党方面主要靠低水平的空投方式向前线部队输送物资,这个做法,容易造成哄抢、导致混乱,并且,经常有士兵被空投的物资砸伤。

(图为美国记者镜头下淮海战役中的国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后勤,士兵就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无枪炮无弹药可用。后勤不靠谱,训练再精良、意志再坚定,仗也打不赢。所以说,淮海战役,打赢80万国军的不只是60万解放军,还有当时奋勇支前的500多万民众,还有我党高效的动员能力